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为什么惹争议？——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大国心态来对待

2020年2月27日凌晨，司法部面向公众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出，已然成为今年以来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以外的“最热”事件。司法部发布永居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微博下，评论数和转发次数均迅速达到7万以上，其中不乏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声音。

为什么一个看似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会引发社会如此关注呢？

先来看一下社会群众对该条例主要有哪些怀疑或反对的意见：

1、首先就是担心和反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问题，。

近几年的众多新闻，也从一方面证实和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担心。比如，日本小伙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在武汉被盗，武汉警方接警后当即予以立案，并组织开展侦查，3天就找到了自行车并连夜发还河源启一郎。而如果是中国公民，发生同样的事情，可能连立案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人自古就有公平、平等的观念，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民间更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外国人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除了违反中国社会要求公正、平等的理念，还隐隐揭开中国人心里的一处伤口——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外交屈辱史的。

2、其次担心外国人获得永居的门槛太低，会导致大量境外人员挤占国内就业岗位和社会公共福利资源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最不缺乏劳动力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西方圣母的样子，西方有些移民国家，大量吸收移民和难民，形成了大量社会问题。

有些人担心，由于外国人在身体、文化和心理方面与中国人存在差异，使得他们对城市管理、资源配置和社会环境有着特殊的需求。这会使得就业、教育、医疗、购房资格、购车资格等本来就比较稀缺的资源再被他们抢占一部分。

3、担心外国人聚居形成封闭排外的“小社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

比如，非洲裔外籍人口大量聚居在城区和郊区，已经成为广州市的一个现实问题。很多非洲裔外籍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广园西路这些区域集中活动的非洲裔穆斯林、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中国宁夏、新疆的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穆斯林”社区，这种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认同性社区会改变了原有的社区结构和城市文化，也会形成许多新的需求，容易产生社会性问题。

另外，外国人形成相对排他的封闭社区时，客观上也会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等提供一种社区和群体的掩护。

那么，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到底要不要施行？我们欢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永居？

一谈到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历史，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大唐盛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长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国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据记载，除了日本、朝鲜等亚洲人外，旅居中国的波斯人、突厥人、中亚人、非洲人都有很大数目。外国人来到大唐不光是做生意，更多的是学习发达的中国文化，比如日本和朝鲜，都会定期的派遣留学生，成为“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回国，直接在中国做官。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他是日本人，来到中国后，努力学习大唐的文化，起了个中文名字“晁衡”，竟然还考中了进士，并和李白、王维等人交上了朋友，为唐玄宗做秘书，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当他晚年回国时，唐玄宗任命他为唐朝驻日本使节。哥舒翰，突厥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长期处在抗击吐蕃第一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唐王朝。白孝德，安西胡人，在“安史之乱”中参与勤王，屡立奇功，官至吏部尚书，封爵昌化郡王。高仙芝，高句丽人，官至右羽林大将军，授开府仪同三司；卑路斯，他是波斯王子，唐高宗李治授予他右威卫将军……除了在大唐做生意、做官，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大唐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于唐朝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唐朝经济稳步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对待外国人是持欢迎态度的，对不同文化也是抱着宽容和接受的态度。正因为中国的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始终保持活力，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上。

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心态变化，是从近代清末开始的。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进入了屡战屡败的百年屈辱史。“洋大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和敌视，当时的中国又积贫积弱，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变法图强”。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了“敌视排外”和“崇洋媚外”两种心态充斥社会，并且影响至今。中国人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以平等的心态接纳外国人了。

现在，中国又一次站在了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华文明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做到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人也应该再一次以开放、平等和自信的态度对待外国人。

开放，应该是“兼容并包”，只要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外国人，我们都应该欢迎他们来中国。很多外国人已经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为我们做出了贡献，比如，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时期，很多前苏联科学家被中国邀请来华讲学、科研、工作，他们为中国的尖端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再比如，在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中，有许多外籍运动员为中国效力；这些各领域的人才，他们热爱中国，希望在中国永久居住，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居住的权利。

平等，应该是双向的平等，既不能给予外国人超规格的特权，也不能歧视外国人与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平等的最基础要求，应该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尤其在执法层次不能搞“差异化”，这其实不是法律条文的问题，而是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问题。“差异化”不是法律条文造成的，而是执法人员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人为造成的。因此，与其要求暂缓或取消《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不如对执法队伍和执法方式提出改进的要求。

自信，应该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华文明历来不是以“人种”作为文明划分的标本，而是以“文化”作为文明的区分。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正因为我们更注重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才有了历史上多次的“亡国而不亡种”，中华文明才能够多次复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并且，所谓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人种上的概念，在华夏这边土地上生活过的许多民族，比如戎、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党项等民族，后来都融入了“中国人”这个大家庭，成为了一家人。包括曾经统治中国的满族，现在也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所以，以中国现在14亿人的人口基数，任何外来民族只要长久生活在中国，最终必然也会融入中国。

因此，我们应该以新时代的新观念来看待外国人永久居住的问题，既欢迎所有热爱中国，对中国有利的人来到中国，依法保护广大中外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对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人员检查、遣返力度，依法严肃查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秩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体中国人都要为之而共同努力。在复兴的过程中，也不能孤立自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要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华民族才能再次复兴，也才能再次伟大！